十甫堂

广州市基督教十甫堂是广州地区现存的历史最悠久的基督教堂，为1862年英国循道公会俾士牧师所创建。150多年来，十甫堂经历了清朝、民国时期的跌宕起伏，又在新中国“三自运动”中获得新发展，1983年12月24日复堂后，无论神学思想建设及基督教中国化建设，在软件硬件方面都取得巨大变化，复堂后十甫堂历任堂主任牧师为麦惠新牧师、陈婵牧师。2005年起陈婵牧师任堂主任。

每周日开设早、晚两场主日崇拜。其中晚堂普通话聚会为2013年所增设。每周约有750人参加聚会。周日设有慕道班课程。

从2015年开始，该堂圣乐部定期开展乐理培训、管乐培训等，为诗班员提供专业的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圣乐事工水平。圣乐部现有6队诗班、1个敬拜赞美队，1个弦乐组。

为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十甫堂在2014年开设微网站及关联官方 微信公众平台 ，藉此分享聚会快讯、教会视频、团契事工、信仰栽培等信息。

早期历史

⑴ 追根溯源

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之后基督教获得了在中国内地的传教特权，其中新教在毗邻港澳的广东，以广州为中心开始传播。在基督教在华传播史上第4个发展高潮的恢复发展期(1842-1880年)， 基督教新教

1851年（清咸丰元年）1月，英国循道公会义务教士俾士受到马礼逊等传教士的影响，怀着在中国开启传教事业的抱负，在没有得到教会的支持下仍自费来到香港，同年12月北上广州。当时《南京条约》已签署约十年，西方人士要进入中国仍然有一定困难。虽然不能进城，他便在城门口派单张。后在著名华人宣教师梁发的帮助下开始传教活动，在十三行以商行职员身份进行隐蔽的传教，他又不断写信给英国循道公会，报告事工情况及进展。1852年，英国循道会海外传道总会决定将毕治(W. R.Beach)和郭修信(Josiah Cox)二人按立为传教士，遣往中国。1853年（咸丰三年），俾士终于得到教会的支持，正式按立他成为牧师及承认他是首位循道公会来华的差遣员，于1853年底在广州与毕治和郭修信二人汇合，组成布道团，并于当年在增沙设一福音堂，建立该会在华的第一座教堂，创设广州教区，进行开创性传道活动，为循道会在岭南传教之始。 第二次鸦片战争

⑵ 开基创始

由循道会始创于1862年的基督教十甫堂，因位于当时广州第十甫而命名为“循道会十甫堂”是为现十甫堂前身。

当时，循道公会的传教士和其他教会的传教士一样着重采取直接传教的方式传播福音例如建立教堂、街边演讲、旅行传道、发放圣经书籍等。熟悉城市传教工作的俾士牧师（George Piercy，1829年－1913年）为当时广州的循道公会和十甫堂的奠基人，被誉为中华循道公会之父，建立起“中华循道公会华南教区”，是循道公会在华发展的重要奠基者。他21岁来华，在传道31年（1851-1882年）里，不仅建立堂会，也开办学校、医疗工作，并翻译西方属灵书籍，例如《天路历程》等；他又将旧约的故事以中国传统的章回小说形式改编，加强华人信徒对圣经的兴趣及认识。1882年回国后，继续向伦敦码头地区的水手传教至离世为止。

1902年由传教士彼·威廉(William Bridie)所撰写的广州联区报告，叙述了一群满清官员参加圣经班的故事，说他们成功地在一个曾做过道台的姓惠的官员家中，每周日为一个12人组成的绅士群体开设查经班，并使他们经常前往教堂参加礼拜，从而“在广州传教史上首次得以进入最显贵的家庭”。他认为这表明“前所未有的向一个处在一般传教工作之外的阶层传播福音的机会来临了”。在此局面下，循道会在华南各联会均取得进展。就整个广州教区来说，在1905年，“会友人数计有二千多人，在二十年间，增长了五倍”。

1910年（宣统二年），广州教区易名为华南教区，下辖广州、佛山、北江、台开、新中、梧州、香港等7个联区。虽然在进入民国时期后，华南地区的政局一直不稳；而且，以广州为中心的南方政权长期与英国关系紧张，而循道会的英国背景使其事业遭遇诸多障碍，但总体来看，华南循道会的事业还是逐渐地向前迈进。1919年（民国8年），该会在广东有布道区30个，正式教堂29座，教会职员106人，受餐信徒2013人，办有小学35所，中学2所，医院2所。民国29年时信徒最多，达4000人。1925年，在全国性的教会 本色化运动 的背景下，循道会广州教区易名为“中华基督教循道公会广州教区”。1931年，全国性的“中华基督教循道公会”成立后，这个教区的正式名称是“中华循道公会两广教区”，包括广州、佛山、开新、台山、韶州、梧州、香港等七个联区。 抗日战争

⑶ 兴建教堂

⑷ 自立实践

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表示对各宗教一视同仁，在多种因素作用下，基督教获得快速发展。广东省在1903-1919年中大约有43个差会在传教，广州有包括英国循道会的20多个差会。但就各个教会来看，其发展规模和速度又有明显差异。当时，广东绝大多数教会是由外国差会直接经办的，传教事业基本掌握在外国传教士手中。由中国人直接办理的教堂虽然也有所发展，但力量还相当薄弱。由于各差会派遣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各教会的发展也受到一定影响。根据1913年《广东基督教会总计表》和1920年(The Program of Advance)的统计资料，循道会这一时期的发展整体是呈衰退之势，状况如下：

布道区：1913年59个，1919年30个；

受餐信徒：1913年2310人，1919年2013人；

医院：1913年3所，1919年2所；

十甫堂当时所属的循道公会来华后一直为独立的英国传教差会，在脱离外国差会和传教士的供养与控制而走向“自立”和“本色化”独立的进程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首先，在宣教事务方面，循道会广州(华南)教区从一开始就重视利用本地信徒的力量，较早具备建立符合中国社会文化特征的教会的意识，注重训练本地信徒参与教务。1890年，利用一笔中国人的400元捐赠，广州教区在增沙教堂“创办了专收男生的神学院”，除正式的学生外，“还邀请当地的传道人、别的教会的同工来选读研经，或与个别职务有关的短期课程”，训练本土教会人员。从19世纪末开始，就陆续出现了一些华人牧师、宣教师和踊跃参加各类传教活动的平信徒。1922年华南教区年议会记录中出现的中国教会牧师名单，作为“教区代表”列名的有十甫堂堂主任牧师禤奉常等22人。1923年，后来成为教区主席的关更有（前十甫堂堂主任牧师）也列在教区代表的名单中。

其次，华南循道会较早提倡并较早实践本地教会实现经济独立，即所谓“自养”理念。作了两方面规定，其一是新立牧师全由本地教会供养，即所有现有的本地牧师均由当地的教友供给作为一项原则，从不建议将未获得由地方资金供养保证的候选人按立为牧师；其二是在教区建立“维持基金”，教区内各处教会均向维持基金捐款。在1912年华南教区传教士会议所作出的决议中，有一项即是将实现自养作为教区的一个目标。十甫堂1934 年的财政预算表在其2368元的预算中，有73.48%为各项教友捐款，只有26.52%可能来自差会补助。因此，十甫堂虽尚未实现完全自养，不过，其来自信徒捐赠的收人占了大半，已呈自养趋势。

在几十年的传播和发展中虽然循道公会没有像浸信会或北美长老会那样取得令世人注目的成绩但循道公会依然在宗教、教育、医学等领域给华南地区带来许多新的转变确立了自己在华南地区近代化进程中的独特地位。1919年4月广东最大的基督教组织 中华基督教会广东协会

⑸ 参与抗战

抗战时期，十甫堂在禤奉常牧师第三次主持期间，教堂二楼作信徒主日崇拜聚会使用，唱诗之声伴着风琴圣乐，第十甫一带路人远近皆闻；当时十甫堂除了主日崇拜外，还在首层全部开办了懿群小学和幼稚园，禤奉常任校董兼校长，因师资优秀，在当时西关一带颇有名声，学生人数甚多。在沦陷区生活是非常艰苦的，但教会学校每隔一段时间，就有包括罐头黄豆、罐头牛肉、奶粉等救济品发放（私立懿群小学在1949年解放后由政府接管，校址仍在十甫堂地下，后易名为公立十甫第二小学，再后又合并为宝华正中约小学第一分校）。其间，因为经济原因，十甫堂把门口两边的地方租出去，盖了三层楼的房子。

⑹ “三自”革新

⑺ 1960-1966年大联合时期

经过1958年社会主义运动后，由1959年起至1966年初，广州各堂会进行了三阶段联堂，循道会广州联区的高第堂首先于1959年联入了救主堂，即宣告循道会与国内所有教会一样，分门别户的状况终结。而十甫堂经历1959年、1961年及1964年三次联堂，一直被定为联合聚会堂点：

1959-1960年间第一阶段联为22间堂会时，循道会十甫堂、中华基督教会仁济堂、浸信会慈爱堂及远东宣教会大同堂四堂联为十甫堂，召集人为王勉予牧师；

1961-1963年间第二阶段再联为14间堂会时，十甫堂组织架构维持不变，原召集人王勉予牧师调往光孝堂，新召集人为冯联惠牧师；

1964-1966年间第三阶段最后联为9间堂会时，十甫堂与逢源堂联为十甫堂，召集人仍为冯联惠牧师。

（待续）